20世纪90年代，如果在杭州街访，叫路人举一家让他们自豪的杭州企业名字，估计十个杭州人中，有九个会毫不犹豫地说：娃哈哈。

  在那个还处于全民刚奔小康的年代，中央电视台上那句“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可谓深入国人心。

  2002年，杭州市政府重奖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位有功之臣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各三百万，这三人从此被众人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杭商的“三面红旗”。

  如今，随着宗庆后的离世，第一代杭商给我们留下一个难忘的背影和一笔厚厚的财富。

  1945 年 10 月12日，宗庆后出生在江苏徐州，是个重达 9 斤的胖小子，没人会想到这个胖小子日后会是中国首富。

  作为宋朝抗金名将宗泽的后人，宗家传到宗庆后已是第二十八代“后”字辈。因为他快出生了，父亲宗启騄留在徐州，并在南京国民政府邮政局谋得一份职业。

  而他的母亲王树珍，出身清朝的没落贵族。自小父母双亡，和哥哥相依为命。后来是哥哥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大学同学宗启騄。

  宗家的日子可想而知并不好过，为此宗启騄举家迁到杭州，投奔自己的弟弟，但因为过往的历史，宗启騄经常处于审查与批斗中,根本没办法顾家。

  宗庆后后来常回忆：小时候，全家人就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爸爸无法养家的时候，是妈妈挺身而出报考女教师考试，并成为杭州柳翠井巷小学的老师。这时宗家已是五个小孩的大家庭，生活相当艰难，以至于后来最小的妹妹还被送给亲戚抚养。

  2003年11月25日，“宗庆后研究生奖学金”在浙大设立，这是宗庆后秉承资助教育、泽惠后人的原则，以个人名义捐赠并设立的，首期协议60万元。

  尽管如此，大学生爸爸和贵族出身的妈妈依旧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对老大宗庆后。那时他要在母亲上班时，照顾弟弟妹妹，同时分担家务。

  宗庆后记忆很深的一点，是有一次弟弟看见其他人在吃零食，馋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妈妈知道后，大为生气，告诫他们要有骨气，以后看见其他人吃东西，必须要赶紧走开，不能盯着看。

  而童年的这些经历，也让宗庆后一生都在提醒自己：一有能力就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

  2008年杭州“春风行动”，娃哈哈捐款500万，比前一年多捐200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海啸，娃哈哈逆势增长，销售额320亿，利润达到45亿。宗庆后说，今年大家都很难，娃哈哈要带个好头。

  宗庆后读书成绩很好。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他先后在杭师附小和新华小学、杭州五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作为穷人家里的老大，宗庆后做事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踏实与稳重，因此在学校里很受老师的欢迎和同学的拥戴，长期担任班长、中队长、大队长。

  在一些写宗庆后的书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12岁时，他就可以拿着学校的介绍信，走进叔叔的军营，请里面的领导干部到学校做报告，并且还担任主持人的角色。

  初中时，老师交给他一个“讲卫生，除四害”的宣传任务，他能联系到杭州最热闹的食品商店，说服管理人员同意他使用店里的广播系统，进行全店广播。

  初中毕业时，宗庆后和那个年代大部分交不起学费的穷人家孩子一样，想报考师范学校，但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这条路没法走通。

  于是他先去汽车行当学徒，学修车。但因为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太重的活儿没法干，没多久就被辞退了。

  于是他开始干第二件事：找各种靠力气挣钱的杂活。帮人卖爆米花、沿街发传单、踩着三轮车在闹市区叫卖冰棍，甚至去给人看门。总之，只要能挣上钱，哪怕一块，任何赚钱的机会，他都不放过。

  很多娃哈哈的员工总是说，老板管钱管得真紧，每一元钱都很看重。但他们如果想想，宗庆后童年时的这些经历，也许就会理解了。

  1963年，宗庆后18岁。他告别了杭州，告别了父母，前往舟山马目农场，这大概是他当时能做的最好选择。

  马目农场招宗庆后他们的目的是想把马目农场改成棉花生产基地。丝毫没有悬念，年轻力壮，斗志昂扬，又有领导才能的宗庆后又成了这群年轻人的主心骨。

  不过一年后，残酷的现实表明马目农场这样的海边滩涂根本没办法种棉花。于是宗庆后他们又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改建项目——绍兴茶场。

  在那儿宗庆后一待就是十四年。宗庆后在农场日复一日地打土坯、抬石头、割稻子、种茶采茶，有段时间还担任茶场的大厨，在食堂给2000多名农场工人掌勺。他甚至还学会了杀猪这样的高难度工种。

  但和别的工人不同的是，当别人打扑克、聊闲天、谈恋爱的时候，宗庆后在自己宿舍里，默默地看书。

  在那个选择有限的年代，宗庆后看得最多的就是一套《选集》。在14年中，他翻来覆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的战略战术，工作方法，组织体系，甚至于的书写方式，都可以在后来的娃哈哈企业未来的发展中看到影子。

  2002年7月18日，因对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冯根生、宗庆后和鲁冠球，每人获得由杭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300万元奖金。

  1978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其城里的父母退休，他们能够回城去顶班。

  那一年，很多杭州人为了让子女回杭州，选择了提前退休。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王树珍也一样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退休选择。要知道此时33岁的宗庆后已经离家15年，连媳妇都没娶。做妈妈的心里急呀。

  就这样，宗庆后回杭州了，带着15年农场生活的回馈：穿布鞋行走的嗜好和旺盛强悍的体魄。

  但因为只有初中毕业，他最终只能去邮电路小学的校办纸箱厂糊纸箱。纸箱厂的工作，就是每天把一叠叠的纸板，折叠成一个个纸箱，然后码放整齐备用。

  已经33岁的宗庆后显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几次三番向厂领导提建议和意见，开会时还壮着胆子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厂里有失公允的事情，不但说，有时宗庆后甚至还拉着当事人，与相关领导据理力争。

  一番暗中调研后，领导们发现，宗庆后确实有些真才实干，但不服管教，甚至目无领导。

  这让他们很头疼。为了挫挫他的锐气，顺便解决厂里产品销售难的烫手难题，领导们将宗庆后调去销售部，做推销员。

  宗庆后乐呵呵地骑着三轮车出发了。这一岗位显然是充分的发挥了他的特长，要知道他在初中时就在城站卖过红薯与爆米花，收益不小，是当时家中重要的收入补充。

  很快他因为业绩突出分到一间单人宿舍。宗庆后搬来后，闲暇时间都在屋子里看书。

  他不抽烟，不喝酒，极少串门，也极少与人闲聊，甚至除了出门进门，连大一点的动静都没有。

  同样受1978年回城政策之惠，回到杭州后，施幼珍被安排在市商业系统工作。

  两人交往后，彼此相见恨晚。一年多后，这份奇妙的姻缘，在1980年5月1日终于修成正果。

  2012年1月20日，宗庆后携女儿宗馥莉，到海宁、下沙、萧山等七大生产基地，给春节期间坚持上班的4000多位员工拜年。

  婚后，宗庆后所在的校办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想方设法利用政策做各种生意。宗庆后先后在厂里面办过两个“厂中厂”，先是组装电度表，然后又卖电风扇，但都未有太大成功。

  随着“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小岗被实践成功后，一些城市里的企业也开始尝试这么做了。

  1987年，杭州上城区文教局决定搞一个改革，就是把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由私人来承包。为了创收，局里提出了一个很高的指标要求：承包者必须承诺完成年产值40万元，上交利润4万元。

  4万元不是一个小数，要知道，在此之前，区里的其他校办企业每年也就赚几千块钱。

  在公开选拔会上，宗庆后直接站起来发言说：我来承包，我承诺每年上交利润10万元！

  这个经销部账户上的银行贷款债务已经有14万元，实际员工3个人：一个女会计，一个女出纳，一个空缺待入职的经理。

  当初和宗庆后同在一个大院的6家校办企业里，宗庆后的这个是最不起眼也最糟糕的。

  经销部最初的业务，是向上城区的中小学提供校簿、文具、拖把、扫帚等。宗庆后每天的工作，就是等着学校订货，然后骑着三轮车给各学校送货。

  那时候是2分钱一个的橡皮、6分钱一个的作业簿，除去成本，一个只赚几厘钱。

  靠这个文具来赚10万元利润肯定是不现实的。但优点是几个月下来学校的路子熟了。

  很快宗庆后从浙江湖州的一个冷饮厂，拉来了冰棍和汽水，搞冷饮批发。为此，经营部获得毛利近万元。

  冷饮销售的成功，让宗庆后看到了自己拥有学校渠道的优势。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宗庆后不断复刻到自己的饮料经营中去，他可能是全中国对渠道为王理解最为到位的商人之一。

  这家公司生产一种花粉口服液，据说有保健功能。在宗庆后弟弟的牵线下，他和保灵公司达成了合作，由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代销“中国花粉口服液”。

  根据不少公开资料的表述，在这一年的最后三个多月里，经销部卖掉了120万盒花粉口服液，成为保灵公司的最大经销商。

  到了经销部承包满一年的时候，宗庆后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436万元的经营业绩，上交了22.2万元的利润，十倍完成了营业目标，两倍完成了利润目标。而且他还顺手拿下了为保灵公司代加工的业务。这一举措也为他日后拿下杭州罐头食品厂，成为杭州市改革的一个重要事件埋下了伏笔。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宗庆后想趁势开发出更多的产品，扩大销售。而保灵公司则只愿坚守花粉口服液，如宗庆后想搞别的产品，则合作中止。

  是放弃刚刚找到的摇钱树，稳稳地拿看得到的钱？还是从头开始，自己投入，自己生产，全面自主。要么成功转型获利更丰，要么一败涂地，打回原形？

  他很快做出了决定。因为他已看明白一件事，保健品将会是未来国内最重要的一个财富赛道。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宗庆后还在公司反复和员工说，我们要是能生产出一种让人吃得香、睡得着、拉得爽的产品，那就一定能发财。

  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找了一位营养学的专家朱寿民教授，利用中医里面认为能健胃消食的山楂、桂圆、红枣等食物，搭配了一个健胃消食的配方；然后又请胡庆余堂的技术能手张宏辉配置成口服液；再邀请了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顾馥恩，优化生产流程和改良生产线，开发出了口服液的生产线。

  在挖胡庆余堂的张宏辉时，宗庆后把刚刚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给了张宏辉。要知道，当时他们自己家还是在学校借住，在教室里面搭铺睡觉的。

  在产品出来前，他还和杭州日报联手在1988年6月16日《杭州日报》4版上登出一则有奖征名启事。

  一种高效能营养液，已在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试制成功，特向社会各界征集产品的名字及商标图案。

  本产品以龙眼、莲子、红枣、米仁、胡桃、枸杞、鸡肝、鸡蛋、蜂蜜等天然食品为原料，按照中国传统食疗原理和现代营养学原则提取和精炼而成。液体呈金黄色，含有20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养血补气，明目安神，补肝肾、健脾胃之功能，有助于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

  为了让这一儿童营养液的“新生儿”有个富有意境和时代感的名字，特向社会各界征求。要求文字组合为两个字；商标图案引人入胜。有志应征者须提供彩稿及简要设计思想。一经采用，给予500元奖金，前十名给予纪念品。应征稿恕不退稿。征集时间：即日起至6月25日止（以当地邮局邮戳为准）来稿贴足邮票，寄杭州市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本市清泰街160号）联系人：宗庆后。

  最后征集到了近60个名字，当这些名字被写到黑板上时，时任杭州日报记者的朱建苏一眼相中了上城区少年宫朱松林取的“娃哈哈”这一个名字，扯着嗓门喊：“娃哈哈好，这名字有特色。”

  就这样，一个让杭州人自豪了几十年的品牌名字出现了。在当时，还没有给商品做定位意识的年代，宗庆后清晰地为自己的新产品做了一个标识：儿童保健品。并最终如杰特·特劳特在《定位》中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好产品必须赢得用户心智，娃哈哈最终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民营品牌之一，2013年“娃哈哈”品牌估值220亿元人民币。

  1990年11月25日，《杭州日报》上刊登了“杭州市1989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励项目”名单。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名列二等奖第八位，申请人为朱寿民、宗庆后、林翠玉、张宏辉。

  但做生意有时候没太多可以假设与预设的，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商人的直觉。在这一点上，宗庆后绝对是有天赋的。

  他把全副身家都用来投广告，甚至是借钱来投广告。尽管身边不乏这样的担心，钱投下去没用怎么办？

  1990年，娃哈哈的广告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由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策划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词从此红遍大江南北，让大家记住了娃哈哈。

  在那个好产品还不多、好广告文案也少见的年代，娃哈哈横空出世，立即被全国经销商疯抢。1990年，娃哈哈销售破亿元，利润2212万元。

  这年夏天，杭州市委决定搞活大中型企业，重点主攻亏损企业。拥有两千多人的国营大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名列其中。当时，该厂因为产品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不适应，午餐肉和清水马蹄两个当家产品已严重积压，造成连续三年亏损。1990年，杭州罐头食品厂亏损一千多万元，生产线停工，员工无事可干，厂里亏损严重，工资都发不出来，濒临破产。

  一个在当时非常超前的想法被提了出来：由娃哈哈这家校办企业兼并华东国营食品第一大厂——杭州罐头食品厂。

  为了推进兼并，政府对这家濒危国企的6000多万元负债和700多名退休员工，提出了代管、合并、联营等多种方案供宗庆后选择，条件都非常优厚。

  例如，如果是选择政府主导的两厂合并，那么娃哈哈只要解决500名工人的就业就行，能不用承担原有债务和退休工人的工资。

  但宗庆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代价最大的兼并：出资8000多万元整体收购；接收所有工人，包括全部退休人员；负担所有债务。

  就这样，仅仅18天时间，杭州市政府就发文批准，娃哈哈这家只有一百多人，存款7000多万元的校办工厂与杭州罐头食品厂资产重组。

  1991年9月5日的《杭州日报》头版上为此刊登了时任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连夜赶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

  兼并对宗庆后，对娃哈哈来说很让人激动。但对杭州罐头食品厂的员工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从铁饭碗的国营厂变成非公有制企业员工。

  接下来，宗庆后告诉职工们，能救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等宗庆后介绍完娃哈哈的发展历史、市场受欢迎程度，现有资金实力，以及对接收后罐头厂干部与工人的安置办法时，工人彻底被征服了。

  最后他大声问，有没有信心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全场齐声回答：“有”！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年以后，当看到稻盛和夫在《心法》中写道：调动人积极性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公平无私。

  不由想起宗庆后这段兼并往事，整个兼并过程中他是真正站在杭州罐头食品厂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看似用了最大的成本，最吃亏的方案去兼并，但事实上，却是最成功，最正确的一条路。

  就这样娃哈哈这条沙丁鱼，一口吞下了杭州罐头厂这条“大鲨鱼”，获得了一百多亩的土地，六万平方米的厂房和两千多名技术熟练员工，一举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饮食业的巨头。

  兼并后三个月，新组建的娃哈哈集团交出年报，比兼并前新增利润222万元，原“杭州罐头食品厂”转亏为盈，盈利32万多元。

  次年（1992年），宗庆后被授以“上城经济开拓者”获奖金10万元。会上，他感动落泪。

  进入娃哈哈集团时代后，宗庆后继续着自己的传奇。作为最早在央视打广告的快消品企业之一，娃哈哈在央视砸钱无数，每年都参加竞标，有一年甚至拿下新闻联播前报时广告。

  70后、80后的很多人，都是听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妈妈我要喝，娃哈哈果奶”“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等广告语长大的。

  而且在广告竞标上，宗庆后继续着自己在商业上惊人的直觉力。有一年娃哈哈团队进京竞标。两家北京的竞标服务企业为娃哈哈服务，结果一家服务公司写了厚厚一沓意见书，另一家只有两页纸。宗庆后走进团队的房间，看到这两份建议书后，说了一句：都不靠谱。

  据说宗庆后回房间自己写了一个数字。结果标开出来，娃哈哈以领先第二名几十万的优势中标。当时去北京的员工只能在那儿叹息：老板就是老板，让人服气。

  2004年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竞标现场，宗庆后手持牌号“888”参与竞标，不久便以1.69亿元一举中标2005年央视全年电视剧特约播映。

  但宗庆后这个老板最让员工服气的其实并不是这些有点神的故事，而是他在面对问题时的精确判断与处理上的杀伐果断。

  1994年，随着经销商违规串货，胡乱调价，拖欠货款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危及到了娃哈哈发展的根基。

  是被给娃哈哈带来十几亿销售的经销商“绑架”还是冒着销售下滑风险，强势出击清理恶瘤？

  他果断推出了被美国哈佛商学院后来引用为中国渠道创新案例的“联销体”模式。

  宗庆后要求所有经销商必须按年度缴纳一定保证金，在经营过程中进货一次结算一次，作为相应的回报，娃哈哈承诺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并按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对经销商保证金支付利息。每个经销商严禁串货，同时都需要背负销售指标，完成不了指标的，动态清理淘汰。

  通过这种方法，娃哈哈与经销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变一家公司在市场上与人竞争为几千家企业合力一起竞争。同时，通过帮助经销商发展二级联销体的方法，将娃哈哈的市场网络一直延伸到了农村，使产品能够在短短一周内铺向全国300多万个零售终端，迅速送入消费者手中，大幅度的提升市场竞争力。

  对此著名自媒体人何加盐在他的文章里评论道：对于熟读《选集》的宗庆后而言，联销体模式，等于是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一次活学活用，使得娃哈哈在全国建立了深入每一个基层的“执政”体系。我们在任何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卖部，如果找不到任何别的饮料，也一定会看到娃哈哈的身影。

  正因为有了这个体系，娃哈哈想要推广任何别的产品，都有了最便利的销售网络。这也是宗庆后日后敢于推出“娃哈哈纯净水”“非常可乐”“营养快线”等新产品，以及不惧怕世界巨头达能威胁的根本底气所在。

  2002年4月2日，宗庆后参加杭州市两会时说，“娃哈哈”当年的销售额力争突破一百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强手如林的前提下，真正占领国内的庞大市场。左为汪力成，右为宗庆后。

  1996年，在香港著名投资公司百富勤总经理梁伯韬的撮合之下，娃哈哈与世界五百强公司，饮食业巨头法国达能达成合资协议，百富勤和达能共同出资4306.95万美元，取得了娃哈哈51%的股份。

  引入外资，同时让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让中国企业从此可以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企业的想法。这个合作，最终为宗庆后引入4500万美元资金，解决了其公司的产能难题。但也让宗庆后的娃哈哈在其他竞争企业面前再无秘密可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百富勤将其股份出售给达能，并根据规则让创始人从企业管理中退出。

  一夜之间，法国达能成为合资公司占股51%的第一大股东，宗庆后失去对公司的管理权，沦为每年只领100欧元工资的执行董事长。

  为了保住娃哈哈，在执行达能的经营决策过程中，宗庆后在合法的合作条款之外，逐步建立自己的非合资子公司，慢慢脱离与达能的合作伙伴关系。他做好了重起炉灶的准备。

  至2007年年底，这样性质的子公司达到61家。2006年这些子公司上缴利润10.4亿元。

  巨额的利润，使法国达能发现了宗庆后子公司的巨大价值：没有银行贷款债务，现金存款100多亿元，产品渠道网络庞大，市场占有率极高，年销售利润几乎每年翻倍增长。

  若控制了这样一个企业，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获得了一个无本万利的天大钱包，同时还能借此掌控整个中国饮料行业。

  于是2007年初，达能出价40亿元人民币，欲在合资公司之外，强行收购宗庆后所有子公司股份。而这一年宗庆后子公司的全年出售的收益已接近140亿元。

  2016年12月，宗庆后参加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时说：房价太高留不住人才，强国富民要靠实体经济。

  宗庆后2007年发给达能董事会的一份传真则这样写道：“我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经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增加我们的愤慨。”

  2007年7月，一篇名为《宗庆后后悔了》的文章，在各大媒体转载传播，舆情四起。娃哈哈达能大战浮上水面。

  宗庆后与达能公开决裂的那天晚上，我们电话采访了宗庆后。听得出，电话背后的宗庆后充满了疲惫，但态度很坚决，他说，他绝不允许外国人这样抢走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品牌。

  那段时间去娃哈哈公司采访，最大的感受就是宗庆后是真的得人心的。在舆论倒向达能的时刻，娃哈哈公司的员工、经销商在面对达能诱惑时，都齐刷刷地站在宗庆后一边。

  而宗庆后则亲自出战，出国近700天，大大小小29场应诉，一场场打赢回来，可谓寸步不让。

  2009年9月30日，宗庆后接受法庭调解，花了30亿元从达能手上收回51%股权。

  达娃案被中国企业界称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影响最大、过程最经典的国际商战。同时，也是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正面对抗最成功的商战。

  此战之前，碰到国际官司，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因种种原因，被迫放弃应诉。此战之后，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官司中选择应战。

  达能可能没想到，他们这次遇到的是一个“杭铁头”，一个认准一个“理”字，会硬气抗争到底的杭州大伯。

  2017年3月7日，北京，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举行的浙江代表团团组开放日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被媒体记者包围。

  2012年，他以630亿元财富再次成为第一。此后若干年，宗庆后家族虽然没有再次登顶，但一直都处在前列的位置。

  他一直过着他的杭州普通人生活：每天早上依然酷爱吃杭州早饭二件套烧饼油条；依然抽着他钟爱的大卫杜夫香烟；依然是一身再平常不过的白衬衫，还有那件似乎很多年未换的皮夹克；依然是一双老北京布鞋，走起路来有点踏拖踏拖的，蛮率性的。

  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变得放松起来，他还是很劳心。大到公司战略，小到一个产品的生产设计，他几乎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有一叠叠的报销单等着他签，外界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娃哈哈的高层即使想用公款买一把扫把，都需要找到宗庆后亲自签字之后才能够购买，否则不能报销。

  对于外界的这个传闻，宗庆后既没完全承认也没完全否认。宗庆后认为，这样的做法能缩短企业的层级，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副总，沟通和决策的效率反而提高了。

  如果说曾主动给陷入低谷的陈金义写信，表态愿意支持的另一位已故浙商大佬，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给人的印象是“仗义”，那么，崇尚“家文化”的宗庆后，身上的标签或许就是“大家长”：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

  他没有忘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他还保持着从1987年起开始的习惯：每年春节前夕，宗庆后都会邀请在杭青工们吃一顿年夜饭，年年团圆宴的传统逐渐形成了娃哈哈的特色文化符号。除了丰盛佳肴、晚会表演，红包大奖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两年，宗庆后给员工发的年终奖都超过了6亿元。

  对于员工的奖金，宗庆后曾表示，企业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提升员工的工资，给予员工最大的支持。为了更好的提高员工的收入，娃哈哈年年都会增加员工的工资，每月最低奖金4000元，然后根据利润比例增加。年底，娃哈哈还将发放年终奖金和干股分红，并对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发放特别奖励，他还自建房子，分配给员工。

  杭州的银行界还流传着一个让所有银行人羡慕，同时自我勉励的段子：因为当年起步时，工行解放路支行帮助过娃哈哈，所以这么多年，娃哈哈的基本户永远在那儿，而且永远放着好多好多钱，无论别的银行多么想说服宗庆后移到自家银行来。

  2021年，他把公司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宗馥莉管理。自己却以76岁高龄考取基金从业证书，如此励志，引得社会一片惊叹。

  2021年12月，宗馥莉任杭州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日常工作，“与董事长宗庆后一同为娃哈哈的稳健发展注入长青活力”。

  1982年1月出生的宗馥莉，只比娃哈哈早诞生了5年。1996年读完初中，宗馥莉去了美国读书。2004年大学毕业后回国，宗庆后马上让她参与管理，但没有让她直接以少东家的身份进入决策层，而是像其他新人一样，就职于子公司中层干部助理的岗位。

  他和许多杭州人一样，总用莉莉这样的小名叫女儿。他对女儿独立管理公司的能力表现出满意，打出90分高分，“比我厉害”。

  而在宗馥莉眼里，爸爸是神一样的存在，什么样的事情都很厉害，都很快解决。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问他行还是不行。什么样的事情出麻烦他都帮你解决掉。而且非常爱国，什么偏远的地方让他投资，他都会去。

  2024年2月2日，娃哈哈年夜饭如期开席，这个从1987年就开始的老传统，宗庆后第一次缺席，由宗馥莉致辞并派发了红包。

  杭州人再次得到这位可敬可亲的杭州大伯消息时，已是 2024年2月22日，他因肺癌住院救治。

  2023年12月12日，宗庆后、宗馥莉一起出席娃哈哈2024全国经销商会议。

  “如果我的‘天命’是抹平穷人与富人的罅隙与伤痕，如果是呈现一种价值观与可能性，使年轻的创业者找到方向，看到哪怕一线的亮光，我一定会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义无反顾为之付出的。”